自由軟體基金會執行董事 Zoë Kooyman 專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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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 1985 年,自由軟體基金會(FSF)就開始提倡源代碼共享的理念,並從此打響了為計算機用戶和開發者捍衛權利的鬥爭。FSF 認為,用「 開放 」和「 封閉 」這兩個詞來劃分軟體,十分具有局限性;於是,在為程序分類時,轉而使用了以下詞語:尊重自由(這個「 自由 」或這個「 自由 」)或踐踏自由(「 非自由 」或「 專有 」)。不管用語如何,關鍵之處在於,計算機必須受用戶控制,而不是任由開發了計算機軟體的公司來擺布。正因如此,GNU 工程、Linux 內核、Freedesktop.org 等眾多自由軟體項目,才會如此重要。
最近,FSF 新上任了一位執行董事,她叫 Zoë Kooyman。我初見 Zoë 時,是在 2019 年的一個 All Things Open 大會上。當然,那個時候她還不是 FSF 的執行董事,不過已經在管理 FSF 不斷增長的重大活動了 —— 包括 LibrePlant。她之前遞給我了一份自由軟體作者的名單,名單長得一眼望不盡,而且那些軟體都是我每天在用的。由此,我也很受她那充沛的精力和誠懇的態度所打動。我只是偶然參加了一次 FSF 的聚會,但最後卻和那些人成了朋友。是他們讓我的數字生活有了意義,是他們保障了我能夠擁有 Zoë 和 FSF 所說的 四項基本自由:
- 無論用戶出於何種目的,用戶必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,自由地運行該軟體(自由之零)。
- 用戶可以自由地學習並修改該軟體,使它按照你的意願進行計算(自由之一)。作為前提,用戶必須可以得到該軟體的源代碼。
- 用戶可以自由地分發該軟體的副本,這樣就可以幫助別人(自由之二)。
- 用戶可以自由地分發該軟體修改後的副本(自由之三)。藉此,用戶可以把改進後的軟體分享給整個社區,令他人也從中受益。作為前提,用戶必須可以得到該軟體的源代碼。
聽說了 Zoë 受任為執行董事後,我給她發了一封郵件,提出想和她進行一次採訪。她十分熱心,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一點時間來和我暢談。
Seth Kenlon:你當上 FSF 的執行董事了!你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呢?
Zoë Kooyman: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,我最開始是一位活動組織者。我環遊世界,舉辦著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音樂節目。在不斷變更的地點、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工作,是十分有趣的,因為不管是演出、技藝還是別的現場元素,所有各異的製作元素都結合在一起了。讓一切事物都在恰當時候安排到位,就像是耍雜技一樣。很多時候,我都是在不同的國家生活和工作。多虧了我的工作,我才能學到這麼多的組織和交流的技巧。我也對不同形式的媒體有過研究和工作,了解它們的體驗,以及它們與社會的關係。
大學時期,我第一次了解到了「 左版 」(LCTT 譯註:與 版權 相對。是一種分享軟體的思想和方法;簡而言之,其目的是保障一款軟體對其每一位接收者來說都是自由的),它是關於我們如何才能使用現有的結構來造福自己,並推動變革的。也正是在那時,媒體(以及互聯網和軟體)的格局開始迅速變化,而這種變化卻是以自由為代價的。搬到美國後,我的生活變了許多。在美國,我對社會責任問題有了更加強烈的緊迫感,因此我決定為此付諸行動。我很感激 John Sullivan(時任 FSF 執行董事),他根據我對自由軟體的了解以及我在活動組織方面的經驗聘任了我,由此我也得以把這兩方面的能力結合到一起。
Seth:你是如何了解到自由軟體的?
Zoë: 我們常常會覺得,自由軟體主要影響的是懂技術的人。但是,自由軟體運動的目的是捍衛每一位計算機用戶的自由。其實,軟體自由影響著邊緣化社區(LCTT 譯註:因條件受限或受到排斥等,落後於主流社會的發展,而被置於社會邊緣的群體)的成員,他們很少有機會使用計算機。而軟體也塑造了他們的生活。
GNU 工程和左版的概念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。去真正觀察社會發展的方向,然後說:「不一定非得那樣才行,我們可以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。」這在早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。我開始有了一種想法,把現有的材料用起來,再把它重新引入不同的亞文化之中。在娛樂行業,這已是家常便飯。從他人的作品中得到靈感,並基於此創造新的作品,其結果就是對我們所處時代的反映,同時也是對歷史的致敬。沒有這般自由,也不會有真正的進步。
談談我對電影版權的看法吧。我曾經與荷蘭電影研究所合作,做了一個由許多「孤立的電影片段」組合而成的混剪。然後,在一次有幾千名年輕人參加的大型舞蹈活動中,那個混剪就在一個 170 米的全景屏幕上播放了,而且還有現場 DJ 在配合演奏。他們之後也經常在別的活動中播放它,比如說荷蘭的 博物館之夜 。
我並不懂技術,於是我通過文化來表達了這些觀點。但這些年來,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了自由軟體的思想。我於是意識到,隨著軟體不斷融入我們的生活(有時還是身體),為自由軟體而戰的重要性正日益凸顯。在當今的世界,專有軟體處於稱霸地位,我們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以利益驅動、為少數人著想的趨勢,而這種趨勢是以多數人的自由為代價的。如果沒有自由軟體,生活中的許多方面、社會的許多重要事業,就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。
Seth: 你是什麼時候加入 FSF 的?
Zoë: 在 2019 年初,LibrePlanet 最後一期現場版的前一周(LCTT 譯註:LibrePlant 之後因為疫情而改成了線上活動)。
Seth: 是什麼吸引了你去擔任執行董事這一職位?
Zoë: FSF 只是一個致力於讓社會更加公平、更加協作、更加理解軟體的組織,但它長期以來一直是這場運動的核心。社會正在迅速變化,而許多人卻還沒準備好如何應對當今社會的數字產物,例如軟體。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,但是去做這項工作的人還是太少了。能有一個組織來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,這是十分重要的。
執行董事這一職位,在某種程度上,不過是輔助工作人員和社區的角色,好讓他們為自由軟體作出關鍵的改變。我相信,我們繼續傳播自由軟體的思想,是非常重要的;並且,有了 FSF 的團隊協助,我也相信,我能利用好工作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的經驗,以及組織高挑戰性的全球項目的經驗,來使我們發揮出最大的潛能。我的這項決定,得到了來自工作人員、管理層和社區和董事會的支持,由此我相信,這個決定是正確的。
Seth: 你認為當今的軟體自由,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?FSF 在應對這些挑戰的時候,應該承擔怎樣的使命?
Zoë: 隨著軟體越來越多地融入了社會的基本結構,軟體也更加無形了。如今,軟體的存在是如此的廣泛,我們卻習慣性地忽視它。我們只關注著程序的功能,卻無視了實現這種功能的手段,更別說它尊不尊重你作為一位用戶的自由了。而與此同時,軟體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的擴散。如果人們無法理解程序是如何構成的,而只是整天地用著這些程序,那我們該怎麼向他們解釋,他們正遭受著不公呢?
FSF 的職責就是,讓每個人重新談起用戶自由,並提醒人們,我們所使用的工具並沒有那麼好。因此,教育行業和政府的認可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我們讓人們關注軟體自由在這些領域的問題,那我們必將取得成效。通過教育,我們可以確保後代也有選擇自由的權利;而政府採用自由軟體,可以保護公民免遭專有軟體的不正影響(維護數字主權)。
我們可以告訴人們,當今社會給我們灌輸了錯誤的觀點:你的自由受到侵犯是正常的,畢竟事情「太複雜,你理解不了」。如果你想要圖個便利,想要相互聯繫,或者就是想要滿足你的需求,那你就得相信這些組織,按照他們的意願來。這是不對的。我們整個社區都相信,我們能構建一個無需拋棄自由也能處在其中的社會。並且我們也有這樣的法律框架來支持我們的觀點。每天,不同背景、不同能力的人都加入我們的對話,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自己的自由,並且每個人都是出於真心的。我們每天都在學習如何去保護自己以及他人,並且我也希望,未來能夠更加自由。
via: https://opensource.com/article/22/7/meet-fsf-executive-director-zoe-kooyman
作者:Seth Kenlon 選題:lkxed 譯者:Peaksol 校對:wxy
本文轉載來自 Linux 中國: https://github.com/Linux-CN/archi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