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軟體基金會執行董事 Zoë Kooyman 專訪

了解一下自由軟體基金會（FSF）。

早在 1985 年，自由軟體基金會（FSF）就開始提倡源代碼共享的理念，並從此打響了為計算機用戶和開發者捍衛權利的鬥爭。FSF 認為，用「 開放 Open 」和「 封閉 Closed 」這兩個詞來劃分軟體，十分具有局限性；於是，在為程序分類時，轉而使用了以下詞語：尊重自由（這個「 自由 free 」或這個「 自由 Libre 」）或踐踏自由（「 非自由 non-free 」或「 專有 proprietary 」）。不管用語如何，關鍵之處在於，計算機必須受用戶控制，而不是任由開發了計算機軟體的公司來擺布。正因如此，GNU 工程、Linux 內核、Freedesktop.org 等眾多自由軟體項目，才會如此重要。

最近，FSF 新上任了一位執行董事，她叫 Zoë Kooyman。我初見 Zoë 時，是在 2019 年的一個 All Things Open 大會上。當然，那個時候她還不是 FSF 的執行董事，不過已經在管理 FSF 不斷增長的重大活動了 —— 包括 LibrePlant。她之前遞給我了一份自由軟體作者的名單，名單長得一眼望不盡，而且那些軟體都是我每天在用的。由此，我也很受她那充沛的精力和誠懇的態度所打動。我只是偶然參加了一次 FSF 的聚會，但最後卻和那些人成了朋友。是他們讓我的數字生活有了意義，是他們保障了我能夠擁有 Zoë 和 FSF 所說的 四項基本自由：

• 無論用戶出於何種目的，用戶必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，自由地運行該軟體（自由之零）。
• 用戶可以自由地學習並修改該軟體，使它按照你的意願進行計算（自由之一）。作為前提，用戶必須可以得到該軟體的源代碼。
• 用戶可以自由地分發該軟體的副本，這樣就可以幫助別人（自由之二）。
• 用戶可以自由地分發該軟體修改後的副本（自由之三）。藉此，用戶可以把改進後的軟體分享給整個社區，令他人也從中受益。作為前提，用戶必須可以得到該軟體的源代碼。

聽說了 Zoë 受任為執行董事後，我給她發了一封郵件，提出想和她進行一次採訪。她十分熱心，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一點時間來和我暢談。

Seth Kenlon：你當上 FSF 的執行董事了！你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呢？

Zoë Kooyman：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，我最開始是一位活動組織者。我環遊世界，舉辦著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音樂節目。在不斷變更的地點、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工作，是十分有趣的，因為不管是演出、技藝還是別的現場元素，所有各異的製作元素都結合在一起了。讓一切事物都在恰當時候安排到位，就像是耍雜技一樣。很多時候，我都是在不同的國家生活和工作。多虧了我的工作，我才能學到這麼多的組織和交流的技巧。我也對不同形式的媒體有過研究和工作，了解它們的體驗，以及它們與社會的關係。

大學時期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「 左版 copyleft 」（LCTT 譯註：與 版權 copyright 相對。是一種分享軟體的思想和方法；簡而言之，其目的是保障一款軟體對其每一位接收者來說都是自由的），它是關於我們如何才能使用現有的結構來造福自己，並推動變革的。也正是在那時，媒體（以及互聯網和軟體）的格局開始迅速變化，而這種變化卻是以自由為代價的。搬到美國後，我的生活變了許多。在美國，我對社會責任問題有了更加強烈的緊迫感，因此我決定為此付諸行動。我很感激 John Sullivan（時任 FSF 執行董事），他根據我對自由軟體的了解以及我在活動組織方面的經驗聘任了我，由此我也得以把這兩方面的能力結合到一起。

Seth：你是如何了解到自由軟體的？

Zoë： 我們常常會覺得，自由軟體主要影響的是懂技術的人。但是，自由軟體運動的目的是捍衛每一位計算機用戶的自由。其實，軟體自由影響著邊緣化社區（LCTT 譯註：因條件受限或受到排斥等，落後於主流社會的發展，而被置於社會邊緣的群體）的成員，他們很少有機會使用計算機。而軟體也塑造了他們的生活。

GNU 工程和左版的概念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。去真正觀察社會發展的方向，然後說：「不一定非得那樣才行，我們可以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。」這在早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。我開始有了一種想法，把現有的材料用起來，再把它重新引入不同的亞文化之中。在娛樂行業，這已是家常便飯。從他人的作品中得到靈感，並基於此創造新的作品，其結果就是對我們所處時代的反映，同時也是對歷史的致敬。沒有這般自由，也不會有真正的進步。

談談我對電影版權的看法吧。我曾經與荷蘭電影研究所合作，做了一個由許多「孤立的電影片段」組合而成的混剪。然後，在一次有幾千名年輕人參加的大型舞蹈活動中，那個混剪就在一個 170 米的全景屏幕上播放了，而且還有現場 DJ 在配合演奏。他們之後也經常在別的活動中播放它，比如說荷蘭的 博物館之夜 Museumnacht 。

我並不懂技術，於是我通過文化來表達了這些觀點。但這些年來，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了自由軟體的思想。我於是意識到，隨著軟體不斷融入我們的生活（有時還是身體），為自由軟體而戰的重要性正日益凸顯。在當今的世界，專有軟體處於稱霸地位，我們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以利益驅動、為少數人著想的趨勢，而這種趨勢是以多數人的自由為代價的。如果沒有自由軟體，生活中的許多方面、社會的許多重要事業，就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。

Seth： 你是什麼時候加入 FSF 的？

Zoë： 在 2019 年初，LibrePlanet 最後一期現場版的前一周（LCTT 譯註：LibrePlant 之後因為疫情而改成了線上活動）。

Seth： 是什麼吸引了你去擔任執行董事這一職位？

Zoë： FSF 只是一個致力於讓社會更加公平、更加協作、更加理解軟體的組織，但它長期以來一直是這場運動的核心。社會正在迅速變化，而許多人卻還沒準備好如何應對當今社會的數字產物，例如軟體。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，但是去做這項工作的人還是太少了。能有一個組織來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，這是十分重要的。

執行董事這一職位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不過是輔助工作人員和社區的角色，好讓他們為自由軟體作出關鍵的改變。我相信，我們繼續傳播自由軟體的思想，是非常重要的；並且，有了 FSF 的團隊協助，我也相信，我能利用好工作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的經驗，以及組織高挑戰性的全球項目的經驗，來使我們發揮出最大的潛能。我的這項決定，得到了來自工作人員、管理層和社區和董事會的支持，由此我相信，這個決定是正確的。

Seth： 你認為當今的軟體自由，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？FSF 在應對這些挑戰的時候，應該承擔怎樣的使命？

Zoë： 隨著軟體越來越多地融入了社會的基本結構，軟體也更加無形了。如今，軟體的存在是如此的廣泛，我們卻習慣性地忽視它。我們只關注著程序的功能，卻無視了實現這種功能的手段，更別說它尊不尊重你作為一位用戶的自由了。而與此同時，軟體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的擴散。如果人們無法理解程序是如何構成的，而只是整天地用著這些程序，那我們該怎麼向他們解釋，他們正遭受著不公呢？

FSF 的職責就是，讓每個人重新談起用戶自由，並提醒人們，我們所使用的工具並沒有那麼好。因此，教育行業和政府的認可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我們讓人們關注軟體自由在這些領域的問題，那我們必將取得成效。通過教育，我們可以確保後代也有選擇自由的權利；而政府採用自由軟體，可以保護公民免遭專有軟體的不正影響（維護數字主權）。

我們可以告訴人們，當今社會給我們灌輸了錯誤的觀點：你的自由受到侵犯是正常的，畢竟事情「太複雜，你理解不了」。如果你想要圖個便利，想要相互聯繫，或者就是想要滿足你的需求，那你就得相信這些組織，按照他們的意願來。這是不對的。我們整個社區都相信，我們能構建一個無需拋棄自由也能處在其中的社會。並且我們也有這樣的法律框架來支持我們的觀點。每天，不同背景、不同能力的人都加入我們的對話，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自己的自由，並且每個人都是出於真心的。我們每天都在學習如何去保護自己以及他人，並且我也希望，未來能夠更加自由。

via: https://opensource.com/article/22/7/meet-fsf-executive-director-zoe-kooyman

作者：Seth Kenlon 選題：lkxed 譯者：Peaksol 校對：wxy

本文由 LCTT 原創編譯，Linux中國 榮譽推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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